记者:从当前国内经济现状看,是否具备了迎接战略机遇,进一步提升和攻坚的动能?

王一鸣:从国内发展看,我国具备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诸多有利条件。一是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迈上新台阶,今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望突破4000美元,正在由中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二是国内市场加快成长,巨大的消费潜力可以转化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三是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发展空间巨大。我国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将增强新兴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四是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可以创造出基础设施和住宅等巨大的投资需求,以及农业转移人口转化为城镇居民而形成的巨大消费需求。五是深化改革的潜力巨大。改革可以改善资源使用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将成为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强劲动力。

巴曙松: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改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物质、技术和体制基础更加牢固,企业竞争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不断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明显提高。总体看来,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并且已经从金融危机中复苏,具备了进一步改革和转型的基础。从特定意义上说,一些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例如消费贡献降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储蓄率过高等,也同样可以通过改革来促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个过程其实也正是结构调整的过程。

记者:攻坚与突围紧随,机遇与挑战相伴。未来五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哪些方面?

巴曙松:在今后的五到十年,中国正加快由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迈进。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面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重要考验。南美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由于收入差距过大造成内需增长缓慢、城市化进程出现大量的贫民窟、金融风险造成国家财富损失等原因,至今仍然挣扎在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而比较顺利地从“发展中”进入了“较为发达国家”行列的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则是受益于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支撑了生产率的持续增长。

因此中国必须在未来五年内启动经济增长模式从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的“库兹尼茨增长”模式,逐步转向以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和微观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等为特征的“熊彼特增长”模式,这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机遇稍纵即逝。“战略机遇期”的战略判断为“十二五”宏伟蓝图确立了战略方位。牢牢抓住和充分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科学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国经济就能够赢得主动、赢得未来,迎来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光明前景。

记者:常言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中国经济如何更好地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

汪同三:“十二五”时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十二五”规划是跨越危机、引领未来、奠定基础的战略部署和行动纲领。如何把这一纲领付诸实施,必须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今后经济工作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收入分配结构是否得到改善,是判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效果的关键。这是因为,促使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诸多矛盾,如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高以及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都可以从收入分配不合理上找到根源。目前,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二是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三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地区收入差距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社会财富这块“蛋糕”越做越大。在这种形势下,分好这块“蛋糕”就变得越来越关键——不仅是做大“蛋糕”的根本目的,也是继续做大“蛋糕”的必要条件。

王一鸣:难得的战略机遇给我们提供了大有可为的发展空间,我们必须珍惜机遇、抓住机遇、用好机遇。最关键的就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扩大内需战略,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化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坚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引导产业跨区域有序转移,引导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推进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巴曙松:综合国际国内环境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仍然是“十二五”规划的主线。总体看应着眼于经济转型和民生两大问题。首要是经济必须从外需和投资主导转变为以内需主导,通过城镇化、区域协调发展刺激内需增长;同时加快产业升级,优先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更加注重节能降耗;另外,及时解决日益突出的民生问题,防止未来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