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年初以来，农信机构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高速路口的“测温员”、岗亭卡点的“守门员”、社区周边的“送菜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信人以服务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城乡社区治理之中，农信机构充分发挥其县域法人机构在关键时刻派得出、用得上、靠得住的优势，在基层疫情防控中大有作为，地方政府和企业群众为其纷纷点赞，完成了又一次品牌和口碑的锻造。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第四部分主要聚焦“加强农村基层治理”。作为以本土城乡社区为发展土壤、全国范围最广的社区银行，农信机构有能力、有情怀、有义务去认真思考、积极投身、深度融入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

农信机构为什么能够助力城乡社区治理？回顾红色农信90余年的历史，有哪些实际参与到社区治理中的典型案例？未来，农信机构又该如何走出一条金融与城乡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之路？带着这些问题，《中国农村金融》记者从关于城乡社区治理的政策要求梳理开始，结合全国中东西部不同省份农信机构助力城乡社区治理的点滴实践探索，将国家政策“天气”与农信实践“地气”对接，刻画农信机构助力城乡社区治理“全景图”。

共建共治：农信融入城乡社区治理之“要”

郡县治，天下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加强城乡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

何为城乡社区治理？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在我国，城乡社区治理主要指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治理体系，城乡社区治理的基本目标是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和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包容、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城乡社区治理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出台的关于城乡社区治理的纲领性文件，对城乡社区治理工作提出了“两步走”的总体目标。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把“治理有效”列入乡村振兴总要求。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着重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为新时期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指引。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第四部分着重强调加强农村基层治理。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加速推进了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

“农信+城乡社区治理”，何为“+”？

农信机构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和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社区银行 ，融入、参与、服务于城乡社区治理义不容辞。记者电话采访了数十位农信机构高管，大致概括出“+”背后的三层含义：首先，“+”是参与、是助力。在城乡社区治理中，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是核心，基层政府是主导，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基础，农信机构要做好协同、联动。其次，“+”是服务，是不可或缺的金融活水。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补齐城乡社区治理短板，必然需要金融在完善城乡社区基础设施、加快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等方面助力，将普惠金融融入城乡社区治理的边边角角。第三，“+”是金融与经济社会的同生共赢，是金融与经济社会相互促进的过程，例如，通过宣传金融知识、举办金融夜校、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打击逃废债等，维护城乡社区金融安全，优化城乡社区信用环境，营造良好的城乡社区文化，助力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

“农信+城乡社区治理”，为何能“+”？

在中国2800多个县域、4万多个乡镇上，有16万多个农信网点、约87万农信人，农信机构已构建起全国覆盖面最广的农村金融服务网络，这些网络能够将党的部署迅速传递到最基层，这便是农信机构参与城乡社区治理之“能”。仅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重灾区湖北为例，湖北全省农商银行建设标准化网格服务站1.43万个，配备专、兼职网格员2.27万人，建立网格居民信息档案467万个，金融服务覆盖13574个行政村和704个社区；全面推进电话银行村村通、自助银行镇镇通、手机银行户户通“三通工程”，6342台自助存取款设备覆盖所有乡镇，33734个电子机具覆盖所有行政村，735万户手机银行用户遍布全省城乡。如此强大的金融服务网格，为疫情期间基础金融服务和农村金融经济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强保障。

“农信+城乡社区治理”，如何“+”到好处？

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明确了城乡社区治理的四大任务，即健全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着力补齐城乡社区治理短板、强化组织保障，并分别给出了细节性要求，这为农信机构针对性助力城乡社区治理提供了基本遵循。而回溯农信机构发展几十年的历史，无论是出于对“人缘、地缘、亲缘”优势的传承，还是为了坚守“姓农姓土姓小”市场定位和巩固本土市场优势，农信机构已经在参与和助力城乡社区治理领域有了多样化的探索。将这些实践对标政策要求，可以梳理出农信机构服务于城乡社区治理的四大基本着力点：一是有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助力更好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二是深化银政合作，助力政务平台建设；三是与时俱进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搭建多主体协同自治平台，为群众参与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多种资源和机会；四是助力乡风文明，以良好信用环境助推良好社会环境。

同心同向：农信机构发力城乡社区治理之策

向社区捐赠绿色分类遮阳伞，助力社区垃圾分类治理；参与创建“美丽楼道”，将金融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开展“院落装扮齐打造”共建活动，为社区增添靓丽风景线⋯⋯上海农商银行嘉定支行与基层党组织同心同向开展志愿服务的优良实践，是农信机构助力城乡社区治理的具体展现。当前，各地农信机构的点滴星火实践已渐成燎原之势，在整个城乡社区治理体系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

双基共建引领，夯实城乡社区治理主体。

目前，农信机构与城乡社区之间的基层党组织共建主要着力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在哪里共建？社区代理型网点、临时党支部、楼道和网格微信群⋯⋯农信机构和其他治理主体的基层党组织共同组建了多种多样的社区治理载体，各方协同管理、互通有无，共同维护共建阵地。例如，湖南农信系统通过夯实党委、党支部、党员互助共建基础，发挥金融组织员、协理员、联络员作用，切实做到“网点到镇、服务进村、党员到家”。二是如何开展共建？深圳农商银行常态化开展金融服务进社区、亲子互动、财富大讲堂等活动，贵州贞丰农商银行部分党支部定期与当地社区党支部开展“政银党建互联·共建美好家园”主题党日活动⋯⋯越来越多的农信机构通过约定和遵循共同的规则，将金融服务与城乡社区治理相结合，使城乡社区治理内涵更饱满。三是由哪些主体来共建？多地农信机构与地方政府统筹配置人力资源，目前常见的方式有双向挂职、单方派驻兼职、共同组建志愿服务队等。例如，山西晋城审计中心联合晋城市委组织部、市政府金融办，开展每次一年、持续三年的“银政双向挂职”活动；浙江衢江农商银行与衢江区委组织部合作，派驻乡镇金融助理、驻村金融指导员、党员创业小组金融联络员⋯⋯

银政职能重塑，优化城乡社区治理流程。

在“最多跑一次”改革和场景金融服务浪潮下，各地农信机构积极对接政务职能部门，通过营业网点和线上服务平台对接政务服务，为传统银行卡加载公交、地铁、图书借阅等日常登记结算功能，并将服务下沉至客户生产生活各场景，不断丰富“银行+”综合服务内涵。例如，河南灵宝农商银行发挥自身为水、电、气等民生企业结算银行的优势，将相关缴费功能加载入农商银行手机银行App的“智慧社区管理”平台，让居民足不出户便能实现“一键”缴费。浙江瑞丰农商银行探索实践“银政联盟1+N”模式，“结盟”单位涵盖公积金、社保、公安、法院、电力、大数据中心等28家单位，把一系列政务服务、政务信息搬到银行网点。山东费县农商银行升级布局“沂蒙驿站”，打造社区代理型网点，在人员配置上引入社区信息员，在物理环境上配备移动机具、打印机、儿童游乐区等，突出便民服务功能。

发力普惠金融，编织多主体协同自治纽带。

百花齐放的特色化金融产品和服务，在点亮农信品牌的同时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山西省联社在金融精准扶贫实践中总结了“五来四去”驻村帮扶工作法，通过喇叭响起来、黑板写起来、标语刷起来、入户走起来、积分卡发起来“五来”，常去县乡两级政府争取政策、常去村干部家交流工作、常去示范户家跟踪走访、常去特困户家访贫问苦“四去”，充分调动双方现有资源，增进了工作队与村干部、村民之间的互动交流和感情，让农信服务走进老百姓心坎儿里。广东肇庆农商银行开展“红色信贷驻社区，普惠金融益万家”活动，在各个共建村设立“驻村信贷员”或“红色信贷员”金融服务点，助力加强城乡社区治理工作。浙江江山农商银行“智慧信用门牌”加载的二维码整合了银行工作人员、联村团长、网格长、网格片警、环境卫生管理人员等不同治理主体对应的治理权限和治理事项，并设置治理评价功能，为区域内各主体打通参与社区自治的通道。

浇灌文明乡风，以信用环境建设共赢共享和谐社会。

在乡村治理领域的重头戏——乡村信用环境建设、乡风文明培育的进程中，农信机构是挑大梁、啃“硬骨头”的中坚力量。在河南，延津农商银行对“不孝顺父母、欠债不还、有过犯罪记录”的三类人不予评定信用户，用信用评定引导乡风文明。在浙江，浦江农商银行将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诚信道德与金融服务挂钩，通过实施差异化的信贷激励约束引导政策，实现对各类群体的精准服务。在江苏，张家港农商银行与市图书馆联合打造“书香银行”，与图书馆的46家社区驿站联网，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在福建，厦门农商银行携手厦门市金山派出所，建立全省首家“警银合作”24小时便民服务站“金山e站”，为居民提供便捷、贴心、安全、高效的金融服务⋯⋯

唯实唯先：走金融与城乡社区治理共享之路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企业、每个部门都不能置身事外。打赢这场战役，靠的是中国体制优势，需要在党的领导下，群策群力、群防群治，才能实现共赢共享。

经此一“疫”，农信机构参与和协助城乡社区治理的能力和作用彰显无疑，同时发掘出业务拓展、客户挖潜、零售转型、品牌建设等领域的发展“新效能”；积累了将客户优势、网点优势、管理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品牌优势的宝贵经验；触及了从“金融支持者”向“生态建设者”转型的路径。但同时，农信机构在深度协同、金融普惠、风险防控、科技支撑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强能力、补短板，走好金融与城乡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之路。

唯实，把服务城乡社区治理与自身转型发展有机结合，二者相互促进、共建共赢。

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根本利益出发，把助力城乡社区治理与社区银行建设和普惠金融深入融合。“中国的社区银行是以农信社为代表的。这既是中央反复强调要保持农信社县域法人地位和数量总体稳定和乡村振兴战略‘治理有效’等要求的具体体现，也是全国农信机构长期深耕本土、融入社会治理的实践结果。正因如此，去年以来，浙江省联社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要求，站在成立15周年的新起点上，立足过往积极参与城乡社区治理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建设全国一流社区银行的愿景。”浙江省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小龙如是说。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告诉我们，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关键防线，要推动防控资源和力量下沉，把社区这道防线守严守牢。农信机构要将社区银行建设和普惠金融实践有机融入于城乡社区治理，扎实、深入开展整村授信、“百行进万企”“万人进万村”、网格化营销等服务，不断提升获客能力、不断提高社区银行服务水平，在打响普惠金融品牌的同时增强金融服务黏性。

大力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挖掘、拓展并有效运用基础数据，让信用成为城乡社区治理的金融底色。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鼓励地方政府开展信用等级评价。农信机构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便联合地方政府开展农村地区的信用户、信用村评定，基本构建了完整的农村信用评价体系。在此过程中，农信机构获取了大量真实的农村基础客户数据，下一步，在做实做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同时，农信机构应积极探索构建城乡融合背景下的信用评价体系，进一步运用大数据技术，与政府、政务部门加强多方联动，深入挖掘数据价值。同时，依法清收不良贷款，常态化开展反洗钱、反恐怖融资、防电信诈骗等知识宣讲，加大违约失信成本，不断优化信用环境。

唯先，勇于创新、敢于担当，最大限度发挥金融在参与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以智慧银行助力智慧乡村和智慧城市，促进村民、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科技是助力社会治理的重要支撑。当前，湖北、四川、陕西等省份的农信机构已全面开启“智慧银行”建设，农信机构应积极将智慧银行与智慧城市建设紧密结合，紧盯人们在获取金融服务上的薄弱环节，加大与公积金、社保、公安、法院、电力、大数据中心等政务部门对接，不断加大场景金融建设力度，让金融融入百姓日常生活，让村民、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享受便捷的金融服务，更好地参与城乡社区治理。